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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的交通风险,发展城市和农村公共交通为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学生提供方便,对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并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学需要的农村地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认为,这样规定说明要优先发展教育、发展公共交通,都满足不了就必须提供校车服务。对农村地区有迫切需要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政府要采取措施保障他们获得校车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可以改善学生住宿和交通条件解决上下学交通安全问题。同时,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可以制定管理办法,组织依法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的个体经营者提供校车服务。配备校车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指派照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条例还对政府部门、学校的校车安全管理责任,校车驾驶人的条件,校车在道路上行驶的通行安全,随车照管人员的职责,以及违法后的处罚等做了规定。校车安全事关重大。王敬波说,条例在执行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条例能够落到实处,需要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配套制度,完善具体操作规程,包括对驾驶员的遴选聘用、教育,规范校车服务提供者的运营行为等;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各方面共同努力,提高校车运行的安全系数。
在欧债危机阴云压顶和经济增长疲弱的大背景下,法国2012年大选将于4月22日拉开第一轮投票“大幕”。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国内政治走向不仅关乎法国以及欧洲政治格局演变以及经济发展前景,更与欧债未来的演变道路息息相关。就在国际媒体将目光聚焦法国大选之时,作为本次大选的主要“种子”选手,现任法国总统、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以及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赢得选民青睐。9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姚铃表示,客观而言,萨科齐在应对危机以及力促经济增长方面所做的努力可圈可点。不过,在候选人风格差异以及不少法国民众“思变”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下,萨科齐并没有明显获胜把握。 尽管用时运不济来形容萨科齐可能略有过头,但在其2007年新晋总统一职之后,突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无疑给法国经济以及萨科齐带来了巨大压力。数据显示,2011年法国GDP总体增长了1.7%,虽高于2010年的1.4%,但仍低于2007年萨科齐刚上台时大于2%的水平。此外,目前欧盟、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家机构均看淡2012年法国GDP增长,认为可能处在1%以下的低水平状态,甚至还有可能停滞。 另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大幅紧缩计划的影响下,与欧元区许多国家类似,近来法国的失业率也大幅攀升至9.8%,创下20年来新高。不仅如此,法国公共财政风险也不容小觑。继1月13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摘下法国3A“皇冠”之后,穆迪也将法国3A主权评级的展望调至负面。4月6日法国预算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政府预算赤字仍旧高达242.29亿欧元。另有数据显示,当前法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仍旧处在欧洲决策者认可的“红线”之上。“在增长疲弱、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债务风险高企等三座‘大山’的压力之下,经济因素将成为本次大选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姚铃表示。 法国宪法委员会3月19日公布,萨科齐、奥朗德、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民主运动候选人贝鲁、左翼阵线候选人梅朗雄以及其他5名小党派的候选人共10人成为本次大选候选人。不过,在前任IMF总裁卡恩因涉嫌性侵而无缘本次选举之后,专家们的普遍看法以及近来的民调结果显示,本次大选最终将成为萨科齐与奥朗德之间的竞争。 萨科齐和奥朗德都提出了要振兴法国经济推动增长、削减财政赤字力求财政平衡的政策主张,不过两人在竞选口号以及相关内容方面略有区别。萨科齐的竞选口号是“强大的法国”,竞选纲领中沿袭了其一贯推崇的削减开支以及加强社会制度变革等内容,力证这些政策对法国未来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萨科齐就任总统以来,在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增加医疗自费比例等措施缩减公共开支方面可谓“大刀阔斧”,但这些也为其招来了民众的非议和不满。相比萨科齐力证其上台后经济政策的适当性,奥朗德则打出了“求变”的竞选策略。除了提出“要想改变、就是现在”的竞选口号之外,他还把矛头对准萨科齐执政中民众不满的政策来赢取民心。例如,他提出退休年龄应从62岁降回到60岁、新创造6万个教师职位等执政措施,这不仅明显针对早先上调退休年龄的萨科齐,且更倾向于不会大幅削减选民社会福利的温和作派。 “从萨科齐和奥朗德的竞选纲领来看,涉及的主要内容为经济增长、社会改革以及欧盟政策等外部问题。”姚铃说,其中焦点内容为刺激经济增长以及与减赤相关的社会福利变革措施。客观地说,就任法国总统以来,萨科齐在应对金融危机保障法国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虽然法国经济在其上台后有所下滑,但在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萎靡的大背景下,能保持这样的增长已相当不易。目前欧债危机仍悬而不决,推动经济复苏、刺激就业以及保障法国财政安全无疑是选民最关心的话题,因而候选人争打“经济牌”也算事出有因。 通常来说,在大选中寻求连任的政治家往往比其他参选人更有政治资本和选民优势,但萨科齐可能是个例外。从就任以来,萨科齐的支持率已经从65%跌至30%左右。虽然目前萨科齐的支持率已与奥朗德不相上下,但早先的民调却显示其曾一度落后。有专家甚至预测说,萨科齐可能会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未能连任的总统。 “总的来说,萨科齐和奥朗德都没有明显获胜把握,选情可能呈现胶着状态,目前尚难预测最终谁执牛耳。”姚铃说,未来选情的变化将与以下两点相关。其一是各个候选人在大选最后阶段中,对经济、社会改革、移民外交等方面执政纲领的政策要点;其二是随着第一轮投票不大可能出现候选人绝对优势胜出,那么在第二轮投票中其他参选候选人的选票将归谁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萨科齐能够得到这些选票,其还是有可能胜出的,毕竟萨科齐2007年也是以“思变”的主张成功迎合了选民诉求从而胜出的。
[导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进一步侵入中国,甚至在中国水域部署海军。中外水师如此同处一块水域,免不了生出许多龃龉。由于没有统一的官船旗号,大清水师在与西方海军的交涉中吃了许多哑巴亏。 1878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的牌楼与龙旗。吴海勇《Long之炫奇--百年世博的中国表情》美国英语词典插页中的大清龙旗。(1885年) 大清龙旗的各种说法 讨论中国龙形象在西方的传播,离不开大清龙旗的影响,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龙旗的影响也许是最关键的因素。可是龙旗作为大清国旗缘于何时何事,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和团运动失败后,李鸿章在各种外交活动中见别国政府都挂着自己的国旗,而中国却没有,便向慈禧太后上奏,请求制定国旗。慈禧要李鸿章负责设计国旗图案。李鸿章呈上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许多种国旗图案,慈禧最后选定金龙旗作为国旗。 但是民国时期陈伯熙等人却认为,三角龙旗早在咸丰年间就已经诞生了,而且是因商务需要而制定的。由于广东沿海一带海盗多,中国商船没有国旗庇护,航行很不安全,许多商船只好冒挂外国旗帜,于是,广东商人联名上书大清政府:“请仿各国成例,制定一种国徽,俾便商民遵用。”礼部以中国尚龙,于1858年正式将龙旗定为国旗。 康有为的说法又不一样,他在批评龙旗不适合作为国旗的时候说,龙旗作为天子之旗,早在《诗经》时代就有了,而将龙旗由天子之旗移用为国旗,却是始于同治年间(1861-1875)“同治初时,新定国旗,乃用黄龙。”康有为认为,外国人不能理解我们的龙文化,龙在西方是一种恶兽,黄旗则是病旗,黄龙旗不仅不能赢得尊重,“反为轻讥,将来在所必改者也”。 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来历,居然是如此一笔糊涂账。因此,本文拟在梳理龙旗渊源的基础上,着重于龙旗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形制变化、功能转换,以及伴随着近代中国屈辱史而展开的龙旗在海内外被悬挂与被认知的历史。 鸦片战争前清朝无国旗 国旗、国徽都是国际交往中的国家识别符号,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派生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所谓国旗的观念。中国乃“中央帝国”,既不需要外交,也不愿意与其他“蛮夷小国”平等相处。所谓旌旗,主要用于帝国内部各种仪式,用来标识公侯将相的身份地位以及集团属性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许多中外条约,均已涉及国旗概念。如1844年《望厦条约》中的theflagof the U nitiedStates,1858年《天津条约》中的A m ericanflag,现在可能被译作“美国国旗”,但在当时的中文本中,只写作“合众国旗号”。这些国家之所以需要“旗号”,是因为他们要到大清国来贸易,为了方便大清官方“认明大合众国旗号,便准入港”;而大清官方并不需要到他们的国家去贸易,所以,他们需要旗号,我们不用。 咸丰年间,广东发生了一起缘于“华船冒挂洋旗”的“亚罗号事件”。依据当时的海上国际惯例,没有旗帜的商船可能被视作无国籍甚至海盗船,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许多中国商船向外国机构申请注册,并升挂注册国国旗,他们能够随时要求外国保护,拒绝接受中国管辖。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为亚罗号(A rrow )的华人商船被疑参与海盗活动,遭到广东捕快的扣押。由于该船已经在港英政府注册,声称升挂了英国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借口广东水师侮辱英国国旗,遂挑起事端,点燃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按理说,亚罗号事件之后,大清政府应该考虑制定一面标志大清国形象的专用旗号,方便华商进行国际贸易。可是,大清政府对民间商贸活动不仅不支持,反而严加打压。在这种官民分离,以官为本的国家观念背景下,即使大清政府早知别国均有旗号,但制定自己的国旗暂时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三角黄龙旗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进一步侵入中国,甚至在中国水域部署海军。中外水师如此同处一块水域,免不了生出许多龃龉。由于没有统一的官船旗号,大清水师在与西方海军的交涉中吃了许多哑巴亏。1862年,湖北长江水域又发生了一起中英水兵斗殴的事件,英国人占了便宜,硬说不知道那是中国兵船,拒不负责。恭亲王奕痛定思痛,开始考虑“如我处师船亦一律竖立黄色龙旗,外国果能望而知为官船,不敢轻举妄动,未始非豫事队维之一法”。 奕让总理衙门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写信,询问增挂龙旗是否有碍行军。曾国藩经与湖北江西各巡抚会商之后,当即复信表示赞同增挂龙旗:“各处师船,仿照外国竖立旗号之例,概用黄色龙旗,使彼一望即知,不敢妄动,且于行军无碍。嗣后除各营旗帜照常竖立外,应分饬各营另添龙旗一面,拟用三角尖旗,均用黄色画龙,龙头向上。” 象征皇权的黄色龙旗,具有凌驾于“各营旗帜”之上的统率地位。将黄色龙旗让渡给以汉族官兵为主的水师舰船,本身就是对水师地位的莫大提升。奕卖了个不花钱的人情,曾国藩则乐得为手下官兵争点地位。奕提供给曾国藩参考的方案是“黄色龙旗”,而作风低调的曾国藩似乎考虑到了“黄色龙旗”与八旗中“正黄旗”的形态接近,为避僭越之嫌,主动提出将“黄色龙旗”削去一角,“拟用三角尖旗”。这是曾国藩稳健政治风格的表现,但也为这面形制特异的三角尖旗顺利走出国门留下了隐患。 1862年10月17日,总理衙门正式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希即行知贵国各路水师及各船只。嗣后遇有前项黄龙旗帜,即系中国官船,应照外国之例,不准擅动。傥有移动,即照犯禁办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黄龙旗只限于水师官船悬挂,普通民船不得悬挂。第二,外国兵船只要是侵犯了龙旗,无论理之长短,“均先将犯禁之案,从严惩办后,再为理论别事”。因此,龙旗在外交层面上又具有了王朝或者说国家的象征意义。 三角龙旗无具体规制 由于曾国藩倡议的三角龙旗只有大致尺寸及龙头朝向,并没有给出具体规制,甚至旗帜的斜长及下横长可以“各从其便”,各地水师在龙旗的材质、龙形等方面,都不能统一。大一点的龙旗,龙身可以多达六折;小一点的龙旗,龙身仅有两折;到了外国人的画笔中,龙身还能绕出一两个小圈圈。 1872年,总理衙门决定扩大水师三角龙旗的使用范围。10月4日,批准将三角龙旗定为中国轮船桅梢所竖常挂之主旗式样,“龙头向上,旗用黄羽纱制,龙身用蓝羽纱”。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所谓“中国轮船”,特指大清官方轮船,依旧不含民用商船。 或者因为清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或者因为事不关民生,此事未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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